在北京西北公里处、蒙晋冀交界地，有一座“网红”森林公园叫苏木山，每年10万人次的游客中，近4成来自北京。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荒山，被称为“鸟不拉屎”的地方。
郁郁葱葱的苏木山森林公园俯瞰图
年，他一个人进山种树，誓将荒山变森林。但拼搏7年无果，而他并没有放弃。直到年，他从河北围场县林场带回华北落叶松树种，在苏木山种“活”，从此苏木山披上了绿装。
他42年如一日，勤勤恳恳种树。如今，苏木山成为拥有20余万亩人工林和9.8万亩天然灌木林、常栖鸟类有多种、森林覆盖率高达74.8%的绿色“长城”，源源不断为京津固风沙、输绿水、送清风。
他，就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林场职工董鸿儒。
背井离乡战荒山
苏木山（蒙古语意为箭山），雄踞晋蒙冀三省交界处，属阴山之尾，永定河上游。长达27公里，宽约19公里，平均海拔米以上，主峰黄石涯高米，被称为乌兰察布市的“珠峰”。
年，兴和县在此设立了护林站，先后派来多名护林员，皆因条件艰苦“逃”下了山。
年春，19岁的董鸿儒背起行囊，从县城出发走向45公里外的苏木山。谁也不知道，他是惜别新婚妻子，独自步行来苏木山种树的，这一“种”就是42年。
护林站是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只见一盘冰凉的土炕和一个破旧的风箱，角落里，一个布满灰尘的破木盖下扣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门外，满目是贫瘠的山坡，连山脚下的那座村庄也是“多见石头少见人，石垒房舍四面风”。
“最初的几年，因为不知道苏木山上适合种什么树，走了不少弯路。尝试过种杨树、桦树、杏树、榆树，都不成。”董鸿儒说。
面对艰苦环境和屡战屡败的试种，董鸿儒没有退缩，心里只有一句话：“咱们农村娃娃还能怕吃苦？我相信越是在艰苦的地方，越能干成一番事。”他决心要在苏木山种下树、种成树、种好树。后来干脆把家从县城搬到了苏木山上。
从河北围场带回的树种成“活”了
年，苏木山林场正式成立，护林站成了林场，林场多了一个人——首任场长赵守礼。接下来，赵守礼和董鸿儒发动周边农民参与种树大业，种树队伍逐渐扩大了，但是如何在苏木山上“种成树”仍在摸索中。
直到年，董鸿儒偶然发现山脚下有一棵长势良好的落叶松，他眼前一亮，兴奋不已，但仍不敢贸然大面积种植。
第二年春季，董鸿儒听说和苏木山自然条件相似的河北围场县龙头山林场种成了华北落叶松，于是他和赵守礼星夜兼程赶到了龙头山林场学习种树，并带回80斤华北落叶松种子。“回到苏木山就开始育种、试种，到了秋季，发现成活率达85%以上，这让我们欣喜若狂。”董鸿儒回忆。
首批万余亩松林“惊艳”苏木山
“年4月，我们把10多斤重的湿树苗装进麻袋捆好，然后放在装有50多斤水的铁皮水箱上面，一起背上山。”董鸿儒说，每天背负近70斤重的树苗和水箱，爬30多度的陡坡（最远要爬到15里外），往返两三次，每个人的肩膀被绳索勒出了伤痕，渗出的鲜血浸透了衣衫，可是大家都不喊苦不叫累，眼里满是绿色希望。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斗，首批1万多亩落叶松扎根在苏木山上。
到了秋天，看到一排排茁壮生长的松林把荒山染绿，董鸿儒激动地跳起来，向大山疾呼“苏木山活了，我们胜利了！”，两行滚烫的热泪无声地流过他那黝黑的脸颊……
紧接着，董鸿儒带领林场职工把苏木山划分成五个林区，每个林区由5至6名林场职工负责组织指导，发动周边乡村几千名干部群众开展了造林大会战。到80年代末，苏木山已经全部披绿，露出“松涛草海”的俏模样。“塞上愚公”董鸿儒的名字不胫而走。
年，董鸿儒被提拔为兴和县林业局副局长，他带领职工进一步提升了苏木山的森林覆盖率，因地制宜增加了十多个树种，还大面积培植灌木林和花草，使苏木山日渐成为游人如织的森林公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此避暑度假。
年，董鸿儒当选兴和县政协副主席，但是他选择继续留在苏木山种树。有人笑他傻，说他是“树痴”，但在董鸿儒看来，种树是一种坚守，一种信念，一种幸福。
愿做苏木山上“不老松”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年退休后，董鸿儒在苏木山林场承包了一片林地，一面培育新树苗，一面传授种树经验，继续为“种好树”发挥余热。
对董鸿儒而言，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他就像苏木山上的一棵不老松，记录着苏木山造林精神，讲述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故事。在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到植树造林大军中……
如今的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4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体验基地、国家健走基地、国家登山训练基地，被誉为“塞外小兴安岭”。
近十年来，苏木山每年迎来北京、大同、张家口等周边城市游客10余万人次，年旅游收入余万元，带动周边近户农民年均增收2万余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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